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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

……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，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道统的承传谱系，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，并为后世所遵循。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，离形存影者哉？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

这样，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：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。近代以来，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，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哲学史、思想史研究概念、范畴、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，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。商族又送桀以重金，并贿赂桀的亲信，使汤获释归商。（段正元：《阴阳正宗略引》） 谈到《中庸》之道，段正元说：大道之发源，中而已矣。这成为他终生奋斗追求的目标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
邵雍认为，儒家经典都有道存在其中，并且贯穿了天地人物。陈寅恪提倡自由思想，独立精神，并用整整一生去守护它，身遭不幸却在学术里获得了生命的飞扬凌厉与沉郁悲雄，堪为学人中的学人。可见，如果政治的力量强大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认同，则政治与学术就没有矛盾。

[12]厄内斯特·巴克：《希腊政治理论》（1918），卢华萍译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86页。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支配人，而是人在支配经济，我们表面上受经济支配，实际上受经济背后的主人公支配。（旧版第132页）毛泽东也认为：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。领袖不只是拥有至上权力，更应当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权威，以其道易天下。

回国后，贺与国民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关系，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，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、国大代表，也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，在文化剿共方面有所献策。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，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，以作立论的根据。

新版对这三个观点基本没有修改，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贺对唯物史观有什么新的认识。其实，新版的改动决不限于第三章。1954、1956年北京大学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，他的《当代中国哲学》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。到了七七事变，学术界的人士，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，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，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，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，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，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。

（旧版第82页）他是对政治畅开大门的哲学家。（二）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，无旧传统可以遵循，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。1986年新版之新，即在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标准代替旧的政治标准，新旧两版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化写作的性质。一定要经过许多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，才可以构一个中心思想。

[33]贺麟：《开尔德〈黑格尔〉译序》（1936）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，第2页。学术到了这一种程度，它就能够影响支配政治社会，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。

上述黄克武地评论已经指出贺麟的政治关怀与哲学思想有一致之处。第二，致知难行易的良知，乃特指实行革命的主义而言，确认所信仰的主义为吾人的良知，亦即认三民主义，认知难行易说为吾人的良知，致这种对于主义的良知，就在努力实行主义，实现主义的意思。

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，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。[31] 旧版拥蒋，新版颂毛，贺的哲学观一贯通。从贺对孙、蒋的细密铺陈来看，他并非在做应景文章，更不是外部压力下的政治表态，而是基于学理的评论。而蒋先生谋国规模的远大，识见的超卓，却处处与费希特所见，几若合符节。《实用主义是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》（《学术月刊》1980年第3期）。鉴于孙中山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真理相背驰，而无补于世道人心，蒋特别提出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来融会阳明与中山。

[21]1951年，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。[27]1955年以后，贺先后写了4篇批判胡适的文章：《两点批语，一点感想》（《人民日报》1955年1月29日）。

就辩证法来说，旧版首先强调，辩证法产生于哲学家研究人类情感生活后发现的通理，只有应用到精神生活内心生活上去，才见其生动活泼。政治与哲学虽然有两种方式的联系，但不是任何政治家都可以进入哲学史的。

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，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：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，而患其腐败狭隘，不能集中人才，有害民生耳。[33]《中国当代哲学》之所以提到辩证唯物论，只是因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间的思潮之一。

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，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，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。所以，至少是在40年代，毛似乎还不能取代蒋的哲学地位。以贺本人为例，曾经写出过《时空与超时空》、《知行合一新论》、《宋儒的思想方法》、《辩证法与辩证观》这样文章的人，后来除了批判同代人、翻译黑格尔、撰写译本序，基本上没有可与前期相比的论文。蒋、毛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——按照英国学者巴克（Ernest Barker）的解释，理想国的哲学家不能对国家进行任意的动摇和变化，他应当让它在对其基本原则的忠实尊奉中保持稳定，静物一样的稳定。

[8]陈晋主编：《毛泽东读书笔记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831页。没有精神，什么都没有。

哲学如此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。[37]许全兴：《毛泽东与中国20世纪哲学革命》，北京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57页。

[32]贺麟：《文化与人生》新版序言，贺麟：《文化与人生》第1—2页。他早就认为：凡是一个哲学家，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两者往往互相了解，互相呼应，终必殊途而同归。

三民主义中，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。独立自由和‘脱节根本是两回事，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，求学术和政治根本脱节就不可，真正的学术自由独立，应当是‘磨而不潾，涅而不淄。（旧版第142页）其三是把行与古儒的仁、诚等范畴联系起来分析其文化贡献。当时他政治上拥护蒋介石，哲学上同蒋介石探讨，似乎也符合民族战争时代的时代精神。

在指出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之后，加上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一句，表明所批评的并非真正的辩证唯物论，但辩证唯物论究竟是什么，新版却没有交代。[24]德国哲学专家王玖兴1957年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，在一次讨论研究计划时，他提出要翻译一本存在主义的著作。

旧版即贺麟：《当代中国哲学》，南京：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印行。……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，则一切不好的动念，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，这是致良知。

不能哲学家的政治涉入看成是政治投机。……不但这样，这新思潮既有实际的方案，国内又有严密的组织，……在理论方面，辩证法唯物论也自成体系，有一整套的公式，以使人就范。